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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 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1935年生于香港，1982年至今任香港大学教授、经济金融院院长。1959年到洛杉矶加大学经济系学习,其后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毕业于美国加大学经济系，获博士学位。曾当选国西部济会会长，第一位获此职位的美国本土之的学者。1969年以名《佃农理论——引证于中国的农业及台湾的土地改革》的博士论文轰动西方经济学界。1991年作为唯一一位未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者而被邀请参加了当年的诺贝尔颁奖典礼。

未来股市市未必大涨

　　在我的研究领域，房地产与是我研究较少的两个市场，其实不是不想研究，而是不敢看，看到变化太快，看了心惊肉跳。应说，中国的股票市发展到现在是有成绩的。但目前的内幕也很多，针对投资市场的政策变化又很大，一时一个风向，改变很多。在此情况下，我们今天跟进去是对的，明天可能就是错的，如果总跟着跑，结果就是亏钱。

　　房地产市场也一样，与政策的联系度很强，变化很多。举个例子说吧，在2001年前后，上海的房价有香港的1/6，之后，由于政策推动，上海价突飞猛进，香港房价有所下跌，六年过后，上海房价已达到了香港房价的1/2。但谁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呢，这个差距是否还会被缩小？上海的房价是会更上一层楼还是会高台跳水？投资者无法预测，老百姓更无法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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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对了字选错了种类

　　为了规避这些变化风险，我们普通人应有一个长线投资的习惯,将目光放得长远一些,不要计较一时的失。而且，不仅要选对市场,还要选对品种。比如市场，一般是做长线投资的，就很适合我们介入,这一点,我有亲身经历。

　　1980年后,我就开始收藏字画。当时,我是参照日本字画市场来投资的。日本人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追捧西方印象派画。到了70年代中期，热度有所退潮，80年代初期，该类作降到了一个比较低的价格。我就拿出了多年的积蓄，狠狠买了若干张，希望赶上下一波涨价风。结果算上通货膨胀的因素，我投资的画作，放到二十几年后，仅仅达到“保值”的水平。

　　现在看来，投资字画的理念是好的，但我没有精心挑选门类，太生搬硬套拿来主义。而如果我当时挑选国画，同样的资金可以收集傅抱石、齐白石的作品，结果就大不一样了。80年代中期，即使在香港，傅抱石有些作品也不到万元；可到现在，价格已翻了几十甚至上百倍。

　　我总结来看，收藏一是要收藏艺术价值高人一筹的东西，比如印象派画作、我们的国，二是要轮换挑选，选择那些还没有火起来，或者很久没有火过的东西。

鸡蛋别同一篮子

认为，对于普通人来说，投资追着热点跑，并非好办法；世界市场时常在变，中国市场时刻在变，我们如何得上。就拿近日火热的投资来说吧，我们要是追着它拼命买，就难免买到了山顶上。因为黄金与的连动性很强，而美国经济不稳定，美元涨跌振荡都很大，黄金也就会跟着变化，做短线很难把握。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心态好一些，多买几种理财产品、分散投资呢？多元投资可以抗变化带来的风险。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这个道理始终该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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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国的经济制度：九年代中国房价为何暴跌

采访者：上海《东方》报“书评”栏目记者吴慧

　　这是冬天，赤脚穿一双拖鞋，捧一只不锈钢茶杯，头发比从前更花白，永远保持着怒发冲冠的姿态——确有怒要言，虽然刚刚出版了本薄薄的《中国经济制度》。但张先生说读这本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多时间、搭配很多思考，才可能明白。美的张太常常嗔怪他说得太直白，但到底谁能真正读懂这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呢？有关中国的经济制度，有关《新劳动法》，有关中国农民……他总说：“我是老人家了，没有工夫再做周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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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将这本《中国的经济制度》作为学术生涯的终结，可以视为一种功成退吧。

张五常： 解通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我跟进中国发展三十年，才写出这本书。解释的过程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开始能够解释得出来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这是很重要的。怎么够解释得到呢？中国经济三十年发展那么快，当然是个奇迹。但中国的奇迹不是像有些经济学家说的——不是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时候，九十年代才是奇迹发生的年代。

　　任何国家，只要过去是吃大锅饭的，经济转为有了些私营的市场的性质，急速增长是很自然的事。改革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相较现在可以说是近于零，从零这样的低水平上升百分之几，也算不了什么。1984年左右南中国的有些方，每年有百分之十的增长。那个时候，美国只有百分之三，香港是分之、七，而国一些地区百分之五十，不值得骄傲。无到有，有了些小的化，就上升得很快。你们太年轻，不知道以前的国家职工制度，做不做都是三十六块。广东一开始有合同工的时候，从三十六块钱一个月升到一百多块钱一个月，是很容易的事。

　　1980年代的增长，主要是权利界定这个问题的转变。那时候的中国，通过承包责任的合约，由等级界定权利的制度（也就是当年中国的干部按照资历级别的排列）逐步转型资产界定利的制度，这一点我认为是解释中国三十年来发展的重心在。在1984、1985年的时候，我就大声疾呼：把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所有权不重要。到了1986年，我在首钢报告，说承包合约制要将所有权和用权分离。当时很多人都评我，事后听众还受到警告。那时候我就知道这是没问题的，我已经从事了那么多年的研究，哪有那么容易错的。英雄所见略同，后来邓小平先生在1987年提出了这么个两权分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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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的时候您就说中国经济的大变革不可免了。

张五常： 我在1970年的时候就已提出两权分离这个问题来了，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法律书籍这么重视所有权，因为私有产权不应该从所有权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承包合约，原则上是以把使用权与所有权分开的，承包合约可以是无限期的。我在1969年写的、1970年发表的文章说得很清楚，私有产权是不需要有私人所有权的，那个时候科斯也同意我的说法。

　　那种大锅饭的制度，是会引起租值消散的（编者注：租值消散指有价值的资源或财产，由于产权没有界定清楚，在竞争中出现价值下降或价值消失），这方面的理论我做得比任人都多。你要减少租值消散，就要约束竞争。为了要约束竞争，改革前中国用论资排辈的等级来界定权利。那时行政分十级，每一个行业都有级别，连买一个鸡蛋都要讲级别。这种排列的原因就是要减低租值消散。

　　人的能力天生就是不平等的，怎么可能平等？！我一出生就有自己的天分，跟很多人都不一样；你这位小姐天生就漂亮，有的天生不漂亮；有的天生身材好，有的天生身材不好；有的书看一次就考第一，有的怎念都不行；有的人是运气好一点。但我们无从分辨运气的问题呀、本领的问题呀，你说是运气好，还是本领好？这很难说。想约束运气的话，就会伤到本领方面。上帝就是这样造人的，能力是不平等的。

　　在这样的大前提下的问题就是，如果在一个“无产”的社会中每个人要产权平等的“无产”，人享受到的权利（比如级别排列）一定要不平等才能找到社会的均衡。要么是产权等，要么是人权平等，随便你挑一样，不可能都要。改革产权是平等的，那用等级来界定权利就是必须的了。现在的中国是产权平等，但改革前那等级不平等散了，你可以不喜欢，革命代过来的老干部可能不喜欢，但你不可能两样东西都平等。所以八十年代的转变，主要是由等级界定权利转到由资产界定权利，没有经过动荡实现这种转换是不容易的，承包责任合约的出现帮了大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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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社会变革总会损害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吧。

张五常： 向资产界定权利的转变意味着收入的分配要重新洗牌，那些既得利益者是很难接受的。我曾经建议北京出钱买断之前的等级权利，当时北京方面的一些朋友也同意，可是很明显，这难做得。结果当时贪污就作为另一种补偿方出现了。怎么断那些人的既有利益呢？贪污是一种办，是种不明显的买断。1984、1985年贪污开始出现的时候，我很高兴，因为这是无可避免的过程，从等级界定权利转到由资产界定权利，难于登天，怎么过去啊？贪污一出现，说明正在过了。

　　但除此之外贪污对中国是没有利益的，有害无益。一些经济学家以为自己很厉害，说贪污对经济发展有利，换句话说，对真实世界不了解的经济学家太多了。你看看那些经济学著，大部分都是废物；你看看现在美国金融危机的学者言论，大部分没有解释力。

　　1985年的时候，北京建议要把产品分类，进行分类管制，我大声疾呼：这是走向印度之路！你一从事分类管制，本来是要从等级来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但中间还以用管制界定贪污的权利，那就是当时印度的制度、巴拿马的制。譬如说你负责女人皮包，那个人负责男人的皮包，另一个人负责管制，各有各，这种度是可以界贪污权利，写遗嘱中传给后代的。巴拿马海关的些官员，你贪一三五，贪二四六，这些都是界定的，我说一界定就要走上印度之路了，所以我当时大声疾呼。因为一旦走上印度之路，贪污制度就固定下来了，你就界定了贪污的权利，改革就会停顿了。还好最后分类管制没有施行。

　　中国经济能有今天的奇迹，是有很多好干部的。你说他们有贪污我承认，你说他们有不好的我也承认的，但大部份是好的。开玩笑!假如大部分人都胡作为，哪有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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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没有九十年代的经济奇迹，也就没有天。

张五常： 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的急速增长，就是权利界定转变的问题，排列权利的方法不同，并不是什么伟大的奇迹，是理所当然的。但到了九十年代，那就真的是奇迹了。1993年崩溃，镕基掌经济，中国经济从高通胀变成通缩，楼价跌了四分之三，上海的高价楼房，从二万五千块一平米，跌到七千块一平米；深圳也跌了百分之八十，高尔夫球场的会员证，没人要。破产之声到处都是。

　　就是那时，长江三角洲的经济开始直线上升，八年之间就超过了起步早十年的珠三角，这个才是奇迹。从2000年开始，几年之间，农民的收入爆炸性上升：从2001到2007年，农的实质收入每年增长20％。所以我很反对、非常反对写中国农民的两位（陈桂棣、春桃，《国农民调查》，2004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说农民怎么惨，我非常对！有说两极分化越来严重。这些都是说八道，这些人完全不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贫富分化收窄得很快，农民长每年百分之二十，城市增长百分之，收入差距迟早要拉窄的。所新《》一提出来，我就大发脾气，这么好的形势，却给了它一棍子，一亿劳工回去乡下，到现在很多就不肯出来，工业也闹民工荒了，为什么会引进这种东西呢？那么大的损失，谁负责得了呢？

　　回到九十年代的奇迹上去。在中国这么困难、有严重通缩的情况下，如果把产品质量上升也算进去的话，这个通缩是非常严重的，楼价跌得那么厉害，为什么会有爆炸性的增长？和在一样，九十年代也是要八的，怎么保八？一片叫救命的声音，中国能够保八，这就是奇迹。跟着农民有爆炸性的收入增长，这也是奇迹。工作年龄的农民，四个人里面有三个人离乡，都出来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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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1985年就开始跟进这种层层承包的转变了，国内的朋友对我很好，我要什么资料他们都给我，派了三个助手帮我研究，我要拿任何承包合同文件都没问题，他们知道我学者。可是资料给我给我，中国的转变你到底怎么看呢？天才也没有办法。也算是有天意，你去看看其他外国朋友的说法，一九零年代后期，行内一些同事认为我是最好制度经济学家、交易费用的专家了。诺斯、科斯、巴塞尔，他们都那么说，所以1982年回到香港的时候，我对制方面的掌握，加上国内的朋友帮我的忙：我要承包合同，一个电话就到；我要去什么地方调查，马上送我去；他们送我去首钢，在宿舍了几天；又送我去温州。现在有人批评说：“教授的文章怎么不提我写的温州模式、不提我呢？”你我怎么提啊，温州模式是我当年跟那里的朋研讨的！我是一个领功的，我也不是一个改革者，我不为自己以改进世界，我只是关心中国而已。问我呢，我就照实讲，我不会讲半句假话。我不一定对，但我自己不相信的，我不会说，除了应付喜欢欺负我的孙女儿,我从来没说过一句自己不相信的话，你接受就接受，不接受就不接受。

您提到，县的竞争制度就是中国经济的奇迹所在，乍一看县挺不太起眼的，平时大家都说京上海。

张五常： 我是在1997年发现这个重要性的，也就是地区竞争的问题。地区竞争全世界都有，但中国不同。写这本书的第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发现中国的地区竞争是不同的。这是一个很大发现。什么会有这样的征状？这是第一个重点。二个重点就是，了2003年，我才知道县是竞争的主角，发现个是通过包合约的张，把八十年代开始用的包责任制度，转到地区上面去用的。事实上，在试行于农业成功之后，承包责任制引入国有企业是失败的，之后通过层层承包引入到地区而不是个别企业是非常重要的成就。

　　这是很难发现的，假如我不是从1979年开始就跟进的话，想不到这一点。再加上增值税，其实就是佃农里面的分成，税其实就是租金，这也是很难看到的。最难的一点，就这个百之十七的增值税，全国都是一致的，么会有效率呢？这一点我想了八、九个月。我在书里面提了马尔的一注脚，就是因为有一天晚上我睡得半睡半醒，突然想到几十年前看到的这个注脚，马上把它找出来，才解通了。县政府可以通过低价或免费提供改进后的土地这样一种“负地价”来进行调整。

　　十年以后，县的竞争力可能会减弱了。昆山就是个例子，昆山现在基本上是没有空置的土地，发展再没有以前的弹性。这样政府要鼓励工业尽量往高科技发展，高科技发展了增税就了。搞土地使用改革不可能是久的，总有天会用光的。但你把土地搞好了，就解决了最大的难题。九十年代后期到2007年经济发展得非常快，就是用县际竞争的制度。土地的竞争使用改革还要再搞十年吧，而中国独有的县际竞争的制度要坚持很久。

2007年后呢，您最反对的新劳动法出了。

张五常： 我对劳动法的立场是对的，毫无疑问。我拿一百跟你一块钱赌，都肯定你会输。现在应该很多人都同意我的观点了。我对边际产出理论的研究，四十多年前发表的《佃农理论》写得详尽。劳动法说的是合同，我怎么会懂合同？我经有篇文章在美国法律界拿到最文章奖，写的就是合同。支持新劳动法的说法，一看就是乱七八糟。任何地方的干部都知道，所有的工厂都知道。我相信政府也已经知道了，但既然推出来了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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